我们的经济得了鲍莫尔成本病吗？
什么是鲍莫尔病？ 它不是人体的疾病，是经济学理论，由威廉・鲍莫尔 1967 年提出。 鲍莫尔不是病人，但称得上是一个怪人，早年读马克思，对艺术情有独钟，高产作者。很多人以为他专门研究宏观经济、社保医疗才搞出来这个理论，其实是一种“意外”，他的灵感来自表演艺术的困境：歌剧、四重奏为什么越来越贵，剧院越来越难以生存。 从成本的角度说，经济分成两类部门，一类是进步部门，比如制造业，人力减少，技术进步，同样人力产出越来越多；另一类是停滞部门，比如教育、医疗、文艺、养老，很难压缩人力，四重奏以前四人表演，现在还是四人。但有一个方面会趋同，进步部门拉高了工资，停滞部门也会跟着涨，于是，服务类的相对成本越来越高。 如果这类部门在经济里的占比高，整体经济的增长可能被拖累，这就得了鲍莫尔病。 中国有没有这种趋势？ 也有。 只不过表现的不同，多了一个停滞，居民收入中位数好几年在原地踏步，而国企指令性的水、电、气这些公用事业价格在涨。 这一轮水电气涨价，深层的驱动力在财政。 土地出让金的下降太快，越来越不能指望，2021年峰值8.7万亿，是一个从地上捡到的大元宝，但高盛按下降的速度测算，到2035年，大约只剩下了四百亿，还不够办公室精英喝茶的。话又说回来，过去低廉的公用事业价格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有房地产相关收入的隐性补贴维持，补贴来源缩水了，也没有太好的选择，成本便自然向终端居民转移。一线城市自来水价在近两年的涨幅可达 20%至30% ，全国上百个城市上调了居民气价。 所以，中国的情况是“财政成本病”与“鲍莫尔成本病”的叠加。 道理能讲清楚，但从居民的角度看，工资没怎么涨，刚性支出增加了，这里就有了一个潜台词，既然是“财政成本病”与“鲍莫尔成本病”的叠加，那就别指望财政的转移支付。 那么 ，普通人怎么办？ 严格地说，没有人能给出一个适用所有人的办法，所有专家给你的办法都不是办法 ，都有一个前提——有钱。 也许只有少数人可以突围：那就是让自己的劳动进步，变得不可替代。 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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